本书是我2006—2012年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学术模式生产出来的。

2005年,我干了五年“新闻民工”之后,又考研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当初想读先秦史方向,因为我工作的几年里常看《左传》,想写写关于春秋时期贵族婚姻与国际政治的问题。但那年分导师时,恰好先秦史方向没有老师,于是我跟了治隋唐史的张国刚教授读硕士。张老师给了我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中古时期的范阳卢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东汉到唐代都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就从《后汉书》读起,想借机把整个从汉到唐的史书都看下来。

结果硕士读了两年后,我幸运地转成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自然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国刚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范阳卢氏家族写成博士论文?那时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经很多了,崔卢李郑几乎都有人写过,我感觉再写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面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换个题目。恰好那时已经读到了《魏书》,感觉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很有意思,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战争,背后藏着很多东西,好像还没人系统地写过。于是和张老师说,想写个《南北战争三百年》。张老师说很好,可这题目不像个学位论文啊。于是就改成了《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出书,又回到了最早的标题。很多人回忆写博士论文的日子,觉得苦大仇深,我倒觉得挺开心,能有那么几年不操心别的,老老实实读书写东西,实际上是太奢侈了。

按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这几百年里的战争史,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写下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比史料,寻找真相。因为涉及同一场战争,南方和北方的史书往往记载很不一样。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初步进行了一些辨析排比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疏漏不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跟《资治通鉴》较劲儿”。但这种写法不符合现在“论文”的体例(美国式的学术规范),要有足够多的“论”才行(如果是老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应该能容许我的最初想法)。于是写成了现在的样子。其实第二编的“战例”部分,基本就是我当初想写的形式。

在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想过做更“野”的题目。那时给张老师核对《中国家庭史》的一些引文,看到了敦煌文书里一个“感梦生子”的判决书,案情是一个寡妇怀孕生了个孩子,被夫家宗族送官控告。寡妇的辩护是:自己做梦梦到了亡夫,这才怀孕有了孩子,而非犯奸偷情。当时的法官也没法判断真相,只好在判决书里乱扯一通,和稀泥了事。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很有趣,就想写人类的性犯罪史,尤其是关于“捉奸”的法律,随后就看秦汉法律简牍、唐律疏议、元典章、大清律和刑科题本,还有国外的种种法典判例,有些英美的判例需要花钱下载。后来张老师觉得我跑得有点远了,要求我做个中古史题材的,这样才敲定了南北战争这个题目。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里面,战争史算是个相对生僻的领域,因为东方传统里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太少,演义、戏说太多,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层面,难以还原。西方倒一直有客观记录和分析战争的传统,但只能用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战争史。至少到目前,西方学者还没有研究中国战争史很出色的,因为这需要抠文言文的史料,有时一个字的理解就涉及大问题,让母语非汉语的人搞这个,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我写这题目,问题意识上有些借鉴西方之处,研究方法上也有跟传统史学相承的地方,比如史地方面的考辨,对文献的梳理考证等等,战争和政治的关联很强,而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领域。书中有些想法,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论证,比如最后两章,关于南朝财政与政治文化的一些新端倪,在唐代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藏着中国古代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到近代化的大命题。这就需要对辽宋金元乃至明清史的专门研究了,以我的学力和精力难以胜任。近年来看到北大历史系张帆先生几篇对蒙元历史的宏观概括,如皇权加强、身份世袭制回归和社会活力减退,这些因素对明朝又有强烈影响。张帆先生这些论述,和我的一些宏观判断有呼应之处,所以窃感到有些幸运。

我写博士论文的这几年里,正逢美国“新清史”热起来,这派搞的也是北方民族的话题,它更强调北方民族对于中原汉地的“独立性”,算是后现代和文化相对主义那一路吧。但这派对我这论文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中古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民族,现在早都没了,都同化到汉族里面去了(现在的羌族和当年的羌也没有关系),你不服也没办法。另外,我这论文写的是战争,人在战争里面都是最务实的,看见敌人有什么好用的兵器,做梦也想自己能有,事关生死存亡,就不考虑什么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了。

所以我想,后现代学术很多论著搞得像胡言乱语,脱离基本常识,可能因为“后现代”这东西本来就是个文化概念,文化是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命题,谁都可以论证自己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全球独此一家。但文化可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更实打实的、更“唯物”的层面。就像吃汉堡或者面条,这种区别算是“文化”,但人总得吃东西,不吃就饿死,这就不是文化问题了。后现代学术的无聊之处,就是它试图去乱套很多已经超出了文化范畴的东西,用吃什么的问题去代替(或者说掩盖)吃还是不吃的问题,“何不食肉糜”,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解构”,其实是生活常识都没有了,属于富贵病。

我写的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大历史,自然不想关在屋子里一直翻古书,总想找机会多走走看看。2009年暑假实习,去了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个草原小镇阿古拉,都是蒙古族老乡,会说汉语的不多,过的半农半牧生活。住了一个月,却没什么感受,感觉跟我老家的华北老乡们状态差不多。2010年春天,去镇江看刘裕当年的京口,沿着刘裕当年行军的道路和时间,从京口(镇江)走到了建康(南京玄武湖),感到的却是沧海桑田,今天的长江已经不是当年的长江,不光“英雄无觅”,连“千古江山”也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2012年的暑假,毕业论文也写完了,想看看第五章里的那条“吐谷浑道”,就去了甘肃南部的白龙江流域,那里都是深山密林,藏着些以农业为主的藏族小村落。溯白龙江一直往源头走,到了甘川边界上的小镇郎木寺,忽然看到草原、黑帐篷和牦牛群了,一下子感觉走到了游牧和农耕、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点上。藏族老乡们也给了我全新的认知。中国西部天大地大,自然和人文丰富多彩,历史和现实水乳交融,是和东部地区(内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结果就是到新疆工作。真到这里之后,却发现种种条件限制,已经很难继续做中原的历史了……

整理这些旧文时,难免回想起清华读研的生活,绿荫长杨掩映下的红砖小楼,还真有点留恋。我本科在北大,硕士博士在清华,对两个学校有点对比的了解。论生活舒适,吃的、住得舒服,那要数清华。北大环境局促,各种服务水准也都不如清华。清华是工科底子,学生风格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千人如出一辙。北大则特产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有很讨厌的,也有很好玩的,算是把人性自由生长的各种可能性都尝试遍了。有时也想写写两校异同,但枝枝叶叶,总关晴雨,最后还是写不下去。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是为后记。

补记:

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历史,地图必不可少,但制作起来比较麻烦。笔者考虑,应该按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河形势绘制,才便于体现战争态势。但比较精确的地形图只能依托现代卫星地图改编,而古代的海岸线、河流等和今天有些不同,改绘起来工作量颇大,本书的出版进度也因此拖延了不少。最后我想起以前工作的老搭档王睿兄,他老本行是油画,于是请他用美术方法绘制一幅中古时期山河形势示意图,算是个替代方案。睿兄正在海外做景观设计,得知本书的需求,搁置手中的工作加急绘制了一幅,翻拍发送过来,我在上面加了文字,就成了本书插页中的“南北对峙形势图”。由于这是美术家而非地理学家画的,所以读者对细节不必过于计较,了解一个大致的山河、城邑形势就可以了。

在此向王睿兄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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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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