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的穷人,拖延的富人
 
文丨黄章晋
 
一个人贫穷还是富裕,取决于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样的“遗传”。但“遗传决定论”残酷的另一面或许是好消息。
 
你或许听过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即给孩子们两个选项,一个是他们能立即享用一个棉花糖,另一个则是他们要独自等待20分钟,之后可获得两个棉花糖,两者只能选一项。这个实验在2006年经《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布鲁克斯报道后广为人之。实验者后来发现,那些能忍耐得到两个棉花糖的孩子,成年后身材保持得更好、社交更活跃成功,并且有更好的成就——坚持时间最短的三个孩子与坚持时间最长的三个SAT(美国高考)总分相差210分。
只是,米舍尔的这个实验名字并不叫“棉花糖实验”,因为孩子们的喜好不同,奖品除了棉花糖,还有曲奇饼、小脆饼、薄荷糖之类,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质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
“延迟满足”其实就是通常说的放弃眼前诱惑的耐受力,虽然拗口但显然更准确。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派比心理学家更早关注这个问题。只是他们用的名词更拗口——时间偏好,它等于现在的满意程度与对将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可近似理解为即期消费还是长期投资的选择策略。他们的总结也不够平易近人:人们越不喜欢现在,那他的时间偏好也就越低。
经济学家们把时间偏好视为中性概念,但显然无法成为成功学引起大众兴趣。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整体上狩猎、采集和游牧社会的时间偏好明显高于精细农业社会,也就是说延迟满足能力相对更低。同等情况下,人口压力较大竞争激烈的社会,延迟满足能力通常也越强。我们无法得知米舍尔的研究兴趣是否与他出生于维也纳时,他的家庭与奥地利经济学派那些大师的频繁交往有关。很显然,经济学家们的时间偏好理论不像棉花糖实验这样著名,实在是由于缺少米舍尔这样细致的实证研究。
米舍尔这项实验最惊人的是后续研究。2009年,参与实验的部分孩子重返斯坦福大学,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他们的大脑活动。当年他们是斯坦福宾格幼儿园的学生,此时大都已经年满45岁。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前额叶皮层区更活跃,这个区域负责解决问题、克制冲动行为;而延迟能力较低的人,中脑更活跃,该区域位于大脑深处更原始的部分,与人们本能的欲望、快感及成瘾有关。
中国人喜欢说“三岁看大”,我们的普遍经验也认为自律的人更容易成功,但米舍尔的实验昭告的方式似乎太残酷: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一切是先天的基因决定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复杂的人类行为居然能被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实验解释。
最有力的挑战来自美国同行。2012年,塞莱斯特·基德等人发表重复棉花糖实验的论文,他们对实验做了更细微的控制,发现孩子的表现取决于他走进实验室之前习得的信念,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响。简言之,将孩子的一切表现均归结为先天控制力有差别,显然为时过早。这个研究或许比米舍尔的棉花糖实验来得更残酷——贫穷不但来自父母的遗传,更来自父母造就的家庭环境,在一个无法建立承诺与信任反馈的家庭,孩子会更倾向于即时满足——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那个承诺过的奖励是否还在。
极端情况下,延迟满足能力与成就大小体现得非常直观:马克思的《资本论》前后花了40年时间;歌德的《浮士德》则用了60年;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订购的一块怀表花了52年,完工时王后被砍头已过了34年,而制表匠本人也已经去世4年。欧洲那些恢宏壮丽的大教堂表现得更为极致。建造米兰大教堂耗时100年,乌尔姆教堂耗时115年,亚眠大教堂耗时190年,比萨大教堂耗时221年,最夸张的当属科隆大教堂,前后竟然用了632年。跨越几代人的接力工程并非古代才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迄今仍未完工,1883年接手主持工程的设计师高迪说“我的客户(上帝)并不着急”,1926年高迪去世时,大教堂的工程完工度不到四分之一。
瑞士的汝拉山谷是传奇名表的汇集地,人们喜欢说,这里之所以是瑞士手表的真正发源地,是因为常年大雪封山,农户们只能躲在家里制表来打发时间。这个解释显然没考虑延迟满足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汝拉山谷自然环境相似的是我国的东北。但同样是“猫冬”,东北人对即时满足的追求使他们把时间花在“唠嗑”上,于是他们成了中国最有综艺感和表演天赋的人群(参看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文章《为什么演艺圈那么多东北人》);而汝拉山谷的匠人,以极高的延迟满足能力,花费难以想象的工时,打造出极为精密的钟表。酿酒师们也是延迟满足能力凸显的一群人,因为酒的酿造也需要繁复的工艺和精湛的技术。诸如此类对时光的打磨,显然与“打发时间”相去甚远。
在延迟满足能力上,不同人群表现出的集体差异,是先天还是后天?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列高里·克拉克长期关注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他的研究或许可以参考。
克拉克发现,英格兰的利率自1400年的10%开始稳步下降,到1850年已降至3%。克拉克认为,利率变化可排除通胀和其他压力因素,主要来自社会不断提升的抑制消费冲动能力,即英格兰人越来越有耐心和储蓄意愿。他认为,13世纪后,英格兰很少遭到外敌入侵,相对其他地区更和平,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克拉克研究遗嘱发现,富裕家庭的后代远比贫困家庭更多——遗产低于24英镑的中低收入家庭,他们的后代数字低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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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遗嘱者的财产及其尚存孩子的数目
 
克拉克还从稀有姓氏着手,对比其中的富裕家族与法庭留有案底的家族,再次佐证了他前面的推断——如果自律、延迟满足是一种富裕基因,时间筛掉了更多贫困基因,虽然很多富裕家庭的后代会变成中下阶层。克制即时消费能力提升的同时,英格兰人的劳动意愿也变得更强烈,他们劳动时间变长,能忍受无休止的重复劳动。此外,整个社会的暴力行为也大幅下降,600年间男性谋杀率从0.3%下降到0.01%。
克制、忍耐是违反人自然天性的特质,但在注重保护和积累财富的社会,会通过强烈的竞争压力不断筛选,并形成自我规训文化,逐渐抑制住天性中的冲动、好斗——这是狩猎采集社会利于个体和部落生存的特质。英格兰人经过数百年和平的农业训练,整体的延迟满足能力不断提升。以25年为一代计算,工业革命前几百年的稳定社会,足以改变整个英格兰社会在延迟满足上的整体表现。克拉克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而非其他地方,前述自我进化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他的观点似乎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经历了比欧洲更漫长的精细农业,人口高密度的竞争压力培养出举世无双的吃苦耐劳和精打细算能力,在工业化上总是比其他非西方国家有更卓越的成就。
让我们回到棉花糖的实验。塞莱斯特·基德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贫穷来自“遗传”,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环境塑造的。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人的自控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科学方法提升,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这也是米舍尔后期研究的重点。对天性善于延迟满足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过程当成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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