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说完什么是第二座山,我们再来看看,为何需要有第二座山?
 
布鲁克斯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去攀登第二座山,因为我们的社会正陷入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文化,在遭受一场关联危机和团结危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因而需要更多的利他主义文化。他说,“在需要感情的时候,我们过于理性;在需要道义的时候,我们过于功利;在需要关注公众的时候,我们过于关注个人。”
 
那么,为什么个人主义会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呢?要知道,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灵长,并非源于体能、速度或力量方面的优势,而是因为人类从群居生活中发展出协作能力,进而发展出文明。从部落到民族,再到国家,一步步走来,个体被编织进一张越来越大的社会网络里,这张网络中的人数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因而,它被人类学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
 
在战争、饥荒、瘟疫等灾难面前,人的联结和协作是必不可少的自救手段,但反过来,这张社会之网也会对个体进行捆绑、束缚,乃至奴役。所以,个人对社会既有依附的需要,又要警惕被其奴役,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与专制主义相比,个人主义显然是一种更进步的社会思潮,它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用马克思的话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几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这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生态。布鲁克斯并不否认个人主义的进步意义,但他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正在造成全面的危机,而极端个人主义的形成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20世纪上半叶,北半球的人们面临着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些重大的问题,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去应对,人们自愿地参军、组成工会或救援组织,或者在大公司工作,交战国家的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强调履行职责、融入机构、顺从团队、服从权威,而不是试图突出自己或损公肥私。这种以群体为导向的道德生态,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休戚与共’。”
 
布鲁克斯认为,这种“我们休戚与共”的道德生态一直延续到战后,它并不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而是强调谦卑和慎言,“它给出的信息是,你不比任何人强,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强。它认为自私自利和自恋是诸多邪恶的根源。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自己,人们就会说你自负,并对你嗤之以鼻。”但它的好处是人们有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而融洽,人们会在生活中相互帮助和支持。
 
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我们从计划体制走过来,当然也不会陌生。但是,当战争的危机解除,人们逐渐感到这种文化对个人的禁锢和压抑。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兴起,年轻人蔑视传统,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独立和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新时尚。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生活即可,人生的目标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他们学会了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会标准;他们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生活,个人从教条、政治压迫、社会偏见和群体一致性中解放出来,个人至上的理念逐渐发展为社会主流。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社会活力迅速提升,但它的负面后果也在慢慢累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传播,个人主义越来越极端。布鲁克斯指出,“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不是是否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而是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自私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提升自我是首要的使命。以自我为导向是可以的,因为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私可以被用来生产公共产品,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越来越单一的社会评价标准之下,人们逐渐丧失了一些宝贵的品质,比如善良、同理心、责任心、公义精神。人们变得日益疏远,无论是在社会上、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是如此。许多人即便对家人也缺少关爱,连谈恋爱的激情都没有,布鲁克斯曾经也是因为工作而对家人和朋友缺少关心,才导致了离婚和朋友的疏远。他说,“个人主义曾是我们祖父母的天堂,但经过半个世纪的解放,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地狱。”
 
布鲁克斯总结到,个人主义导致了四重相互关联的社会危机:第一重危机是孤独,很多人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孤独导致自杀率上升和阿片类药物滥用,近些年,每年大约有4.5万名美国人自杀,人均寿命也因此下降;第二重是社会信任危机,人们对邻居、对陌生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在降低,认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第三重是意义危机,也就是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没有使命感和意义感,精神空虚,缺乏自信,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第四重危机是部落主义,所谓部落主义,就是一群同样对社会不信任的人聚集在一起,它是社会冲突和极端主义的温床。
 
这四重危机既有对个人生活的伤害,也有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人们对公共事务变得冷漠,忘记了履行社会责任,宁愿“独自打保龄”,也不愿意参与社区生活和公共议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挣脱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枷锁,却也失去了过一种高尚的、富足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极端个人主义者把一切都看成是有条件的,利益是唯一的驱动力,他们貌似获得了解放,实际上却被另一重精神枷锁牢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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